反殖民意识催生我国学运 左派学运倾轧宗教派崛起

学潮翻涌系列(一)-原载于独立新闻在线

【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】根据Althbach P.G在《孟买的学生运动》中的看法,在发展中国家,大学生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,其大部分的精英皆由此而生。放眼世界,大专生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从战前的中国,战后初期的各殖民地反殖民统治运动,到70年代泰国、南韩、缅甸、中国大陆的反军事统治、反贪污、支持民主化、到东帝汶但对印尼侵略者的反抗,学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。

学生运动的定义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说法,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,是学生对于国家社会以及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,具有政治意义,与世界运动有影响的运动。

中国世界史学教授杨人缏说:“一个时代的学运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。因为学运的动机不限于学生切身的利益,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学生内部其势力能深入民心,其影响力必须与世运有关。”换言之,每一个时代的学生运动蓬勃和起伏发展,与当下世界、区域性以及国家的政治的局势有莫大的的关系,放眼我国的学生运动历史也何尝不是如此。

虽然1974年的华玲事件以及打锡乌达拉事件是马来西亚较为人知的学生运动,然而马来西亚政治学者潘永强综合我国学生运动各阶段的发展时,归纳出四波浪潮。他认为我国的学生运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萌芽,而当时的学生主要以反对殖民主义,以及争取马来亚独立为斗争目标,因此马来西亚的第一波学生运动是发生在1930年的英殖民时代。

60年代学生捍卫农民

1930年代初期,以依布拉欣耶谷(Ibrahim Yaakod)为首的马来人青年协会 (Kesatuan Melayu Muda, KMM) 在丹绒马林的苏丹依斯德里师训学院(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)成立。马来青年协会强调反殖民意识,同时反抗传统上层精英的“资产阶级封建统治”,更主张马来半岛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组成大马来西亚。

马来半岛学生反殖民意识催生了我国的第二波学生运动。在50年代,战后初期至我国独立前后,当时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与反殖民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学生连同工运和民族主义者,开反殖民斗争,所关心的议题包括宪制的安排、民主主义、公民权资格、语言与文化权利。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运动一直持续至该大学1959年迁移至吉隆坡之后。

马大迁移至吉隆坡的最初几年,学生运动的性质有了明显的改变。学生从关心民族课题,转向只关注学生的事务,特别是关于学生福利的事务。

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出现社会及政治性活动大约始于1967年。1967年发生了重大的直落昂(Telok Gong)农耕地事件,社会主义俱乐部也在同年成立。

1967年的直落昂事件,是一场学生为没有土地的贫穷农民争取土地的一场斗争。当时一名叫哈密都亚(Hamid Tuah)的农民在直落昂开拓土地,耕种以及搭建屋子,不料,政府使用暴力摧毁贫民的农作物及屋子。马大学生与讲师们参与了农民的斗争,表达他们对国家贫民课题的关注,值得一提的是,直落昂事件改变了过去学生只通过研讨会以及座谈会的方式,并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立场。

1969年几所新大学成立,包括理科大学、国民大学、农业大学以及工艺大学的成立,有许多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,在思想进步的学生领袖领导下,学生们开始关注人民生活的重大课题。

1969年全国大选,六名马大学生会领袖成群结队到半岛各地区举办集会,举办群众讲座发表他们的全国大选宣言。这六名学生包括马大学生会当时的主席邝锦洪、副主席庄来发、总秘书赛哈密阿里(Syed Hamid Ali)、财政秘书郑文雄以及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杨泉。他们各自以华语、英语、马来语、福建话以及广东话,结合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发表宣言,包括:呼吁人民支持适合的政党、呼吁选民理智投票、要求平分土地、人人皆享有言论自由、撤销安全法令以及废除军事基地。

他们的所到之处,都获得了群众热烈的反应,与当时其他的政治和民间力量促使在野党在1969年大选中首次否决联盟的三分二国会议席,且夺得数个州属的政权,然而由于过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,政府颁布《紧急法令》,以致这段学运历史极少为人所提及。

70年代马大校园兼容各派

1970年代前,马大华人学生占七成之多,1970 年代后逐渐减至三成左右,而马来族学生则大量增加,多数来自农村,所以就把农村贫穷和回教的议题带进校园。1974年,校园的左派和右派学生发生了两场为人津津乐道的学生运动既华玲(Baling)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(Tasek Utara)木屋反迫迁事件。当时候通货膨胀,橡胶价格大跌,学生与贫民连成一线,捍卫这些饥寒交迫的贫民。

1970年代的马大校园,保守、左派与右派皆在校内活动,反映了当时马来西亚政治的激荡,浮动和转型过渡的特色。不过由于60年代末左派学运开始崛起,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影响较大。马来西亚社会主义俱乐部于在1967年成立,继承了新加坡时期的传统。当时除马大马来文学会外,马大回教学生会、马大淡米尔文学会,也曾由来自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领袖控制。

1974年,当学生运动在马来西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,1961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华文学会不幸在这场漩涡严重受挫,在学生运动平息之后,国会在1974年的12月19日宣布的白皮书中,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,关闭马大华文学会。

校园的左派势力被压制之后,右派势力随之崛起。政府颁布白皮书过后的20年间,国内学运低迷,校园活动趋向宗教化,回教复兴运动影响马来学生;非马来人方面,则是基督教和佛教青年活动的兴盛。对回教学生来说,所有的社会改革和国民团结问题,都放在宗教的脉络下讨论。但回教学生运动也不是一致的,1971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(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,ABIM)在1980年代崛起,其实是回教学生运动中比较温和与主流的力量。无论如何,这类宗教学生活动的本质是保守的。

政治局势激荡学运

政治学者潘永强(右图)在《大马学生运动的四波五潮》一文中指,1998 安华事件后,国内出现第四波学运,一直持续至今。这一波学运是政党政治角力的结果,但如果论视野、世界观、格局以及人生观,则没有之前三波学运那么深刻和壮阔,大部分集中在校园民主的议题,例如重视学生会的竞选。优点是,第四波学运少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包袱,可以比较从容地关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。

“从各国经验来看,学运通常伴随著政治变迁,没有政治动荡就很难有学运高潮,而一旦有政治转型期来临,学生是最有理想和单纯的一群,很快就会卷进风潮。所以独立、建国、政治对立的时候,最易爆发学运。”

尽管学生常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,但他们甚少直接为政治运动带来成果,因为成功的政治改革,主要还是要看社会群众和政治领袖的作用,学生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,甚至没有机会享受成果。但是学运与一般社会运动最大区别是,学运力量是短期的、不可持续的,也是脆弱的,一旦遭受国家强硬打击,就随时崩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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